【农民日报】持续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对话刘宏斌、邹国元、樊丹、陈禄柳

刘宏斌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邹国元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成果转化与推广处处长

樊 丹 湖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站站长

陈禄柳 江西省九江礼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浙江省平湖市，农业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作业。 潘秋波 摄

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可有效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有效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持续提高农业产地环境保护水平，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生产体系，有效降低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农业生态系统的抗风险能力。

近年来，我国积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农用化肥、农药科学施用技术日益推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当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面临哪些新形势、新特点？如何通过有效治理不断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支撑能力？本期对话邀请刘宏斌、邹国元、樊丹、陈禄柳等展开交流讨论。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进入系统治理新阶段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我国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刘宏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事关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事关农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农业农村现代化成色，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

总体来看，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经历了单源减量、单源链条治理、综合治理三个阶段。具体来说，2006年以前，我国在受农业面源污染影响较为突出的重点流域开展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探索研究，例如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滇池流域面源污染控制技术研究”，该时期是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起步阶段，污染治理以单源减量（源头减量）为主。2007—2012年，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思路在单源减量的基础上，逐渐过渡到综合源头减量、过程阻断的链条式治理，但治理对象仍然以单源为主，缺乏对不同源的协同治理，这一时期也就是单源链条治理阶段。2013年至今，我们逐渐开始探索以流域为整体的综合治理，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大力推广科学施肥用药技术模式，加强畜禽粪污、秸秆、废旧农膜等资源化利用。特别是“十四五”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在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启动实施了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项目，整县推进、示范带动，推动系统解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邹国元：这些年，我国水环境质量显著提升，河流湖泊逐渐恢复生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表明，我国农业源水污染物排放量中化学需氧量为1067.13万吨，总氮为141.49万吨，总磷为21.20万吨，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相比，分别下降了19%、48%和25%。这个治理过程呈现出几个显著特点：从最初的沿湖地区逐步拓展到重要农区、流域，再到如今全社会协力开展污染治理，力度逐渐加强，范围由点到面，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从一开始只关注农田氮磷控制，扩展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综合治理水平显著提高；由单纯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逐渐发展到全面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促进农业清洁生产的提升，理念更加系统科学。从两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看，农业源水污染物排放量实现大幅下降。

主持人：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之一，也是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重点区域。目前治理成效如何？哪些典型值得借鉴？

樊丹：作为长江干流流经里程最长的省份，湖北省肩负着保障“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等重大使命。近年来，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扎实答好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这道“必答题”，为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全域整治与区域防治。2018年，湖北率先启动实施长江大保护农业面源污染整治标志性战役，目前已基本构建全省农业产业生态空间布局，建立“上下贯通、全域推进”的工作机制。湖北将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作为全省流域综合防治的基础工程，组织丹江口库区和长江干流沿线30个县市，以小流域农区为整体治理单元，菜单式集成工程技术措施，打造了郧阳龙泉河小流域、石首秦克湖流域“鸭蛙稻”等小流域综合治理样板。

绿色转型与融合发展。聚焦种植、畜禽、水产和农村生活等四大重点，推进“一控两减三基本”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措施。四年间，湖北全省化肥使用量减少11个百分点，农药使用量减少12个百分点。全省大力推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产业、新兴业态、生态品牌培育融合发展，已建设25个全流域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200个畜禽粪污处理中心和200多个秸秆综合利用中心，培育农业生态环保防治、农业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等新产业，实现良好农业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生态品牌—生态价值”转换。

陈禄柳：江西素有“千河归鄱湖，鄱湖入长江”的说法，经过鄱阳湖流入长江的水量年均达1480亿立方米，约占长江径流量的16.6%，因此做好江西省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对保护长江意义重大。作为一家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的循环农业全产业链综合服务企业，近年来我们围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开展了许多工作。

一方面，我们加强技术研发，2016年8月建立了邓子新院士工作站，针对畜禽粪污等农业废弃物高效处理和利用等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攻关，其中农业废弃物就地就近处理设备和系列微生物发酵剂等技术获得专利并投入应用，成功缩短农业废弃物处理时间，处理成本大幅降低。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实施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项目，持续兜底农业废弃物的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如在九江市柴桑区，公司将收集的农作物秸秆粉碎后配送至周边养殖场，就地进行畜禽粪污堆肥发酵，产生的固体粪肥就近回田或运回运营中心生产商品有机肥，无害化处理后的肥水转运至周边种植基地施用或储存，实现就地就近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同时，我们在柴桑区蚂蚁河流域周边，采取沟渠清淤、坡岸修复、水系连通、种植水生植物、安装太阳能杀虫灯、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等措施综合治理农田尾水，目前农田尾水总磷浓度从治理前的平均每升0.3毫克下降至治理后的平均每升0.05毫克，削减作用明显。

压力将长期存在 大力推进农业清洁生产是关键

主持人：您认为当前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主要问题、难点堵点有哪些？

刘宏斌：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农业生产仍离不开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从国际经验看，随着工业源、城镇生活源等点源污染治理率、达标率越来越高，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占比会越来越高。随着对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治理要求的提升，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要求会进一步严格。

当前，农业面源污染调查监测体系尚不完善，尚未建立流域尺度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网络，以田块、养殖场为单元的农业源监测结果还不能真实反映农业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影响，治理成效说不清，对水环境改善的贡献也缺少定量评价。

重点湖库农业面源污染精准治理不足。农业面源污染涉及环节多、领域广，是一项系统工程。区域层面上，农田氮磷流失、畜禽养殖污染、水产养殖污染等问题常交织存在，有的地方还会受到农村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其他污染源的影响，确定污染成因和区域难度大。通过多年调查监测，我们发现一些地方农田排水氮磷浓度比大家想象中的要低得多。另外，现有治理措施以单项技术为主、综合治理模式少，在整体性、系统性、精准性上还有待提高，“治绿一片、干净一县”的效果有待加强。

樊丹：结合相关工作，我认为当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主要问题包括四个方面：

污染现状底数仍然不清。农业面源污染现状评估主要基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普查主要采用系数核算法，基本摸清了全国农业源污染物的排放量，但这并不是污染量。从出田到入水，常常经过农田沟渠、缓冲带、湿地或下级农田的吸收净化。目前吸收净化部分缺乏有效监测数据，可能夸大了农业源排放到江河湖库水体中污染“贡献量”。

科学监测体系不完善。在边界清晰的农区入河（湖）口，布设监测站点，开展径流水质监测，是科学评判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手段。目前覆盖不同区域、不同种植模式的监测点远远不够，科学精准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亟待建立。应针对不同种植养殖模式，选择边界清晰、水系单一的区域，在农区排水口，和经沟渠、塘堰、湿地净化后的入河（湖）口，设置监测站点，监测水质情况，测算农业面源污染负荷，指导农业科学生产。

系统化治理不够。从内部看，农业面源污染涉及多部门，从外部看，工业污染可能向农业农村转移排放，而实施过程中容易各自为政、“碎片化”治理。应坚持系统观念与整体思维，统筹推进农业生态治理与生态产业培育。

机制不健全。目前农业补贴制度处于普惠制阶段，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生态补偿激励机制还需要不断健全。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产业发展、种养业绿色生产设施升级、生态农场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亟待长效政策机制支持。

陈禄柳：从工作实际出发，我认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仍存在难点。一是技术研发推广难，如农业面源传统污染物与新型污染物协同技术等存在研发瓶颈，精准施肥等技术推广覆盖程度仍有待提高。二是种养结合不紧密，种养循环体系不健全，畜禽粪肥还田利用“最后一公里”还未完全打通，导致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受到限制，当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经济性较差。我们期待探索建立更完善的可持续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来破解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堵点。

主持人：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双重性，污染物以氮、磷营养物质为主，利用好了对农业生产是一种资源，但进入受纳水体或在土壤中过量累积，就成了污染物。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保障农业生产同等重要，应如何平衡农业生产与污染治理，既能保证丰产丰收，又能守护水清岸绿，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

邹国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和水资源紧张的现状是个不争的事实，粮食保供压力巨大，耕地复种指数高，水肥投入强度相对较大，面源污染治理压力将长期存在，在抓好农产品生产的同时，搞好面源污染防控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棘手问题。农业面源污染物以氮、磷营养物质为主，来源广、途径多、源头无法绝对禁止，污染治理的核心是科学建立投入和排放阈值，投入不足影响生产，排放过高影响环境，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度的把握是关键。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要从践行生态文明的高度去认识，要在认识上防止两个极端，一是只要产量不要环境，二是只要环境不管农业生产。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对生态的系统性破坏。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也是同理，必须综合治理，发挥自然的力量，合理规划生态空间，形成和谐的农业生态系统，完善红绿灯制度，水清岸绿就可能尽快实现。

刘宏斌：要平衡农业生产与污染治理，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我认为应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在防控思路上，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系统性、长期性监测评估，科学评估农业面源污染的水环境影响，找准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关键环节、关键因素，制定兼顾农业生产和水环境污染减排协同的治理路径、策略，科学划定优先治理区域，根据农业生产特征、地理环境差异性和环境保护要求，实施“一区一策”，因地制宜，达到精准防控、科学防控。在政策标准上，尽快出台兼顾粮食安全和水环境保障的激励政策，促进粪肥、缓控释肥、秸秆还田等技术的推广应用，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装备列入农机购置补贴，建立健全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具有重大意义的农业清洁生产技术规范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在防控路径上，要站在流域或区域层面，系统设计、全要素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在防控技术上，按照全要素治理、菜单式遴选的原则，根据污染成因，分区分类建立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技术库。在运行机制上，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全民参与、合作共赢的运行方式，促进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

不简单以数字论英雄 面向未来仍需久久为功

主持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起步晚，工作仍任重道远。未来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还有哪些工作需要理顺？

邹国元：近年来，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效果十分显著，但工作仍任重道远。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是生存性排放，只要有农业生产，就有基础排放，要做到零排放，绝非易事。另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有个存量与增量的辩证关系问题，我们不但要治理污染增量，还要治理历史积累的存量。土壤是个巨大的载体，以往的研究数据表明，当年农业面源氮磷污染施肥的贡献率仅占三分之一，而土壤本底的贡献率达到三分之二，因此治理污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另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受到种养主体多而散、发生过程隐蔽性强和偶然性高、治理技术复杂、生态补偿成本高等因素制约，尤其是我国粮食保供和农产品安全保障的压力巨大，因此，要取得全局性的治理成效，还需要综合施策，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污染治理是长期的工作，构建农业清洁生产体系是根本之策，在体制机制上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要给农业生态留出一定的“空间”。同时，要做好政策保障和统筹，加大科技支撑、科学监测、投入力度，做好科普，强化体系建设。

樊丹：展望未来，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当下，我认为还有一些问题亟待破解。“十五五”期间，国家层面应继续出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农业绿色发展相关规划，以规划引领，支撑科学布局与绿色发展；加强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农膜资源化利用等技术研发，集成农业废弃物多元化、组合型高值化利用技术，支撑科学治理与产业创新；完善农业生态补偿、农业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产业生态准入等农业生态保护制度体系，支持从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业绿色发展、农业生态产品供应的企业或生产主体，享受用地、用电、用水、信贷、税收等优惠政策；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实施效果监测评价，建立健全“部省市县”四级智慧管理系统，构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预警与智慧管理“一张网”，支撑区域精准防治、减排核算与绿色发展。

主持人：当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正处在治存量、遏增量的重要关口。面对资源条件与生态环境的双重“紧箍咒”，今后还需迫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推行清洁生产技术模式，切实推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感谢四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带来精彩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