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农民增收：新常态下“破冰”之旅

    农民收入是农民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在“三农”问题中，农民增收历来是被关注的焦点。“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所以农民增收一直是中央政策的着力点。”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一语中的。
    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实现“十一连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民增收也进入新常态。而新常态下如何让农民持续增收，无疑成为“三农”工作的一大新挑战。
    栉风沐雨：成果显著
    12年来，每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有一个主题，“但其核心均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实现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域规划所研究员陈印军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指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
    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开始稳步上升，并且1993年步入快速增长通道，在1993-1997年间，年平均增收261元。但从1998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长变缓，直至2003年。1998-2003年的6年间，年平均增收只有88.7元，不足89元，只有之前5年的1/3。同期，粮食生产也出现下滑。
    针对这种现象，2004年1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即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
    陈印军表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扭转了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和粮食生产连续滑坡的局面，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粮食生产也步入连续增产之路。2004-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60.9元，是1997-2003年间的7.45倍。“并且是连续性较快增长。”
    据悉，12年来，农民收入有大幅度提高，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中央也一直强调用农民增收解决农业问题。“近几年，农民增收幅度超过了城市，这确实为缩小城乡差距起到了作用。”朱启臻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富看来，一号文件一直将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方面作为重点，政策也不断细化、系统化，这是总体的变化趋势。“文件的针对性也在逐年增强，农民增收方面政策的落实也越来越得力。”
    “一号文件在为农民增收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不断探索农民增收途径和提高农民保障水平、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共同的社会福利上，也一直在努力。”朱启臻补充道。
    “确保农民增收对我国的粮食生产、粮食安全发挥重要的作用。”秦富说。增加“三农”投入一直作为重点，对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相关的补贴政策，还有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和支持保护政策等。
    惠农增收：为啥年年提
    “农民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如果这个群体富不起来，那么整个社会就不会富。所以这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基本要求。”宋洪远说。
    近几年，农民收入总的形势是好的，实现了农民收入的“十一连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连续四年缩小。为什么在好形势下，还要讲农民增收的问题？
    在宋洪远看来，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之后，确实存在着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过去“十一连快”有其特殊背景：首先是总产量和价格双增长导致的家庭经营收入增长；其次，劳动力转移规模扩大和农民工收入水平提高作用下的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即规模和转移数量与工资水平双提升；第三，是以补贴为主的转移性收入提高，过去我们既提高了补贴的标准，又扩大了补贴的范围，也是一个双增长的概念。这就是说，“十一连快”是三个“好事成双”带来的。
    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就业机会减少会影响工资性收入，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又会影响政府投入和补贴，这使得转移性收入受到影响。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工资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占45.3，家庭经营纯收入占42.6，其中种植业收入占24.6。
    此外，陈印军认为种养业结构也存在问题。资料显示，全国养殖业（畜牧业+渔业）比重从1980年的20上升至2000年的40.6，但之后长期在40-46之间徘徊，2012年下降为41.6，2013年下降为40.7。
    陈印军指出，粮、经二元种植结构调整为粮、经、饲三元结构讲了多年，但进展缓慢，主要是由于过度突出粮食生产，饲料作物发展缓慢。
    据了解，东北一些地区，一方面卖粮低效，另一方面又高价从外地甚至国外进口饲草。在北方，尤其是农牧交错带，应突出发展饲料作物，而不是继续强化粮食种植。
    陈印军告诉记者，一方面是提升农产品质量，一方面是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我国现在部分农产品质量差、生产成本高，难以与国外进口产品竞争。如近期出现的倒奶现象，主要是进口奶粉价格大大低于国内产品，以至于企业大量进口低价奶粉，使得国内奶农受到严重冲击。
    事实上，“我们看到，种植业对农民增收贡献已经降到1/4以下。这种情况下，农业支持政策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成为一个新的挑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分析说。
    在经济作物和设施园艺农机装备研发的支持力度方面，陈印军认为，现在平原区小麦生产已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玉米和水稻生产也逐步实现全程机械化，但目前经济作物和设施园艺作物的机械化率还很低。“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年轻人不愿下田干活，经济作物和园艺生产面临严峻挑战。”
    朱启臻向记者指出，目前农民增收问题还是缺乏系统考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不明确。
    内外联动：常态化增长
    的确，农民增收还面临很多问题，通过农业增收的潜力越来越小，“应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朱启臻说。
    “农民增收问题需要政策统筹、内外兼顾。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也能促进农民收入有所增加。”秦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他进一步指出，内因是农业内部的挖掘。通过内部挖掘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从而促进农民增收。外因主要是强化农业的社会化服务，这也是以后与涉农有关的链条。在产前产中产后提供社会化服务，提供农民能看到的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社会化服务，改进生产效率。一可以解决农民的劳动强度，二可以促进增产增收。
    “农民增收要有更宽的视野，不仅要在农业内部拉长产业链，更要注重内外联动，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陈锡文说。
    秦富认为，通过社会化服务为农民增收提供保障，包括农业机械化、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保险等，不仅能保收入还能增收入。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延长产业链把相关涉农的收入留给农业、留给农村、留给农民。”秦富告诉记者，以前的一号文件没有明确提出来，今年单独提出来了。
    “强化社会化服务与农产品流通体系，让农民实现优质高产的同时，保障产品销得出去，获得应有的收益。”陈印军说，“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创业，下大力度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问题，关键是户籍制度改革问题。”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化的背景下，朱启臻认为，农民增收也应该进入新常态化的、有保障的、纳入法制体系的框架之内。完善和加大对农业、农民的补贴力度，主要是农业的保障和农民的社会福利上，还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收入。
    农民增收，特别是靠农业来增加农民收入，离不开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不要试图让农业市场化、让市场来安排农民的收入，这是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的。”朱启臻说。
    陈印军也表示，继续提高农业补贴，但增量部分应重点用于促进规模化、集约化方面。
    对于未来农民如何增收，朱启臻建议，首先要和城镇化和工业化趋势相一致，就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次要使留在农村的且愿意种地的农民有更多的地可以种，也就是适度规模经营。
    “城镇化、土地流转、规模化和农民增收是一个问题的多种环节。忽视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达到既保证农业安全也提高农民收入的目的。”朱启臻说。
    对未来农民增收，秦富认为，着力点是在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这方面有很大潜力可挖。

    《中国科学报》(2015-02-11第5版 农业周刊 见习记者 秦志伟)